王燕来自山东，作为一名精通中英法三语的资深翻译，她接触过社会各界人士，从囚犯到富商，再到名人政界人士。听她讲述自己的经历，总会有惊喜。
或许是同声传译的职业习惯，她说话的声音总是很低，但声音刚好够听清。她的表情很平静，但讲述的内容却很有张力和跨度，没有太多夸张的表现和情绪波动。她讲的故事就像一枚深水炸弹，并不出人意料，却总能让人思考和感动。
视频采访：王彦
记者：您的职业生涯是怎样开始的？
王岩：我从在警局当“窃听翻译”开始，2010年作为交换生来到法国，在雷恩学习翻译专业，机缘巧合下，研究生一年级暑假，经朋友介绍，到马赛边境警局当了两三个月的窃听翻译。
马赛北部还是有点混乱。我记得当时主管告诉我最好早点回家。虽然我们的截止时间是下午 5 点，但你可以在下午 4 点离开，因为我上班的路上有子弹头和炮弹。
记者：有那么危险吗？
王岩：对。当时窃听的主要内容是一些被人贩子偷渡的入境人员的电话录音，或者涉及黄赌毒等内容的电话录音。然后边防警察会配合手机运营商，合法窃听他们的通话。我们作为翻译，会进入派出所的软件系统，把听到的一切都不经任何处理放进软件里。每天下班前，我们都要和派出所签订认罪协议，还要按指纹作为法庭证据。这些内容是法官审判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唯一合法证据。
那时候我觉得做翻译的时候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总是提到“信、达、雅”，严复先生把“信”放在第一位，直到我进入这个行业好几年后，经过反复思考才认同这一点。一开始，我们肯定愿意翻译花开月正圆的篇章，领导说几句话，我们就把它翻译成诗，并为此感到自豪（当然这样做并不容易），但这会导致一些信息的流失。经验多了，我们就可以审视自己，希望不要借客户的平台装威严，不要受利益诱惑，保持正直中立，抹平自己性格中浮躁的部分，把客户的意思表达得清楚、流畅、干净利落。
记者：您印象最深刻的翻译经历是什么？
王岩：我曾经采访过LVMH的王子，采访前看到他吃着为聚会准备的马卡龙等甜点，有些尴尬，我猜他工作了一天肯定很累，于是决定用他的母语采访他。他第一次听到母语时也有些惊讶，但我明显感觉到用母语采访让他更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王艳与LVMH王子安托万·阿诺合影
采访结束后，让我惊讶的是，他主动跟我分享了很多私人生活，给我看他刚出生的孩子的照片，跟我讲他的家庭关系。我告诉他，“中国有句古话叫‘龙生九子，九子各有不同’。”我慢慢引导他打开心扉，他跟我分享了他跟身边一些人观念上的差异。
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作为翻译，我们的角色不一定是有限的，当演讲者感觉舒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积极引导他多说，翻译的工作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也让我在后来翻译的时候更加大胆。
记者：那您是怎么解决词汇量的？就算准备的再充分，还是会遇到词汇盲区，对吗？
其实，我们常常会感到沮丧：不管我们准备得多么充分，对一个行业的理解永远比不上专业人士，所以只能用语言的优势来弥补专业知识的不足。如果一场会议每天持续四个小时，每个行业的核心专业词汇不会超过八十个，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这八十个专业词汇。另外，第二外语的水平永远不会超过母语的水平，所以我们必须先用我们的母语去了解这八十个专业词汇是什么意思，比如颅脑外伤，比如开颅，什么是额叶，什么是钛合金，什么是海马体等等。把这八十个与四个小时口译相关的词汇全部了解后，我们对整个行业的了解大概就有了80%左右，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当场犯什么重大错误。
记者：您在工作中遇到过特别震惊或者困难的经历吗？
王艳：对！有一次我们接诊了一批来自中国的神经外科专家，那天有一个多学科会诊，正好有一个重伤的颅脑外伤患者，需要立即手术。我隔着玻璃，根据影像和中国医生翻译。手术中看到病人脑袋里流血，心里有点紧张，但还是要保证自己不晕过去，保证翻译质量。
也许人在工作的时候，身体里会打开另一个开关，会有另一个声音在告诉他要冷静！那时候，我被一种强烈的信念支撑着，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因为眼前真的有一个鲜活的生命，我在为他救命的解释做翻译。
记者：中文里还有很多东西只能直观理解，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你们遇到过这些事情吗？你们是如何应对的？
王艳：比如，在一次中法电影节上，吴秀波引用了《廊桥遗梦》中的典故，讲了一个笑话，他估计翻译不会一时兴起就翻译，于是故意问翻译：“你觉得你能翻译吗？”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客户跟你“开玩笑”，每次都感觉是在逼着我们做一些我们没有准备的事情。
但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运作的方式。有人的地方就有变数，我们要尽量把这些变数降到最低。遇到无法翻译的笑话，有些同事会干脆忽略笑话的具体内容，然后告诉大家：主持人此时讲了一个笑话，请大家笑一笑支持一下。这时，观众们会措手不及，听到翻译说这句话就会笑起来。有时，我们也会先铺垫一下，改一个相应的笑话告诉大家。
我们的翻译原则是：内容不能翻译，就翻译态度。比如甲方和乙方在宣传某件事，那么他们的态度一定是无害的，翻译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态度，帮他们宣传这件事，那么我们的角色就完美完成了。
记者：作为一名翻译，您经常和一些法国政要有密切的接触，您对他们有什么印象？
王岩：比如前总统萨科齐，他的精力非常充沛，我看过他的日程安排，不是一般人能应付的。我亲自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衬衣没有系到衣领上，但隐约能感觉到他的状态非常好，举手投足之间都非常干脆有力，讲话的语气和他的精神面貌非常吻合，充满活力！
奥朗德是一个有些犹豫的人，可能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吧，他做翻译的时候，主办方让他现场即兴发言，他犹豫了一下，大概一两秒，我正好从那个角度看到。作为一个政治家，脸上流露出情绪其实是比较忌讳和罕见的。
记者：在学习翻译的过程中，有遇到对你帮助很大的人吗？
王岩：我曾经给一位年逾七旬的法语翻译做过几个月的助理，他给了我很多关于翻译行业的启迪什么软件防窃听，他本人也喜欢抽雪茄、喝咖啡、吃巧克力（这是对老学者的一个很普遍的刻板印象，但其实确实如此）。每天我去他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开窗通风。
2015年查理周刊枪击案发生后，他带我们去买报纸，和我们聊了很多翻译以外的事情。他还会和我们玩一些老派的文字游戏。我记得其中一种叫contrepèterie，就是把一个句子里两个单词的元音、辅音或词素互换，形成一个新的意思，类似猜字谜。比如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你是不是已经到了中国？”就变成了“你是不是已经到了松树下？”没想到，大约两三年后，我真的接了一个文学团体的翻译，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这个文字游戏。当时我特别感谢这位老师，因为如果他不教我，我就没有机会学习到它了。
他告诉我，作为一名翻译，也需要关心世界，关注生活中的小细节，还告诉我，说到底，每个人都是一本行走的百科全书，因为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社会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事情。
记者：听说现在普通翻译比较多，能成为同声传译的人却很少，这是为什么呢？您觉得成为一名同声传译员或者翻译专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呢？
王艳：首先我不能说我是一个专家，作为一个从业者，我只能总结三点，第一当然是语言能力，第二是心理素质，第三是专业词汇。我们这个行业，你一开口，别人就能看出你的水平，我主要讲一下心理素质。
如果你曾经进过同声传译室或者见过同声传译室的话，你就会知道它里面很小，有一个小小的排气口，里面放着很多吸音设备和软垫。同声传译台上，会放两台同声传译机，一盏台灯，可能还会放两瓶水。然后四面都有很大的透明窗口，这样我们即使距离稍远一点，也能看到演讲者的手势或者他的唇形。上面的软垫都是吸音隔音的材质，这样我们译员佩戴的时候，会尽量避免一些金属碰撞产生的噪音。
译员在讲话时，也会站在离麦克风一拳远的地方，尽量不说有强烈爆破音的词，影响听众的听觉体验。有时候，和我合作的译员如果紧张，手会抖，但声音会保持很稳定。手抖会带动译员台面轻微震动，但职业素质告诉我们，你可以全身抖，但声音不能抖。这是心理素质。
记者：国内有传言说35岁以后就不能再做同声传译了，因为体力不够，这是真的吗？
王艳：其实同声传译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神奇。其实，业内并没有“35岁以后不能做同声传译”的说法。我们的同事在达沃斯论坛上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瑞士老太太，一边剥橘子一边还在翻译。对她来说，同声传译已经成为一种肌肉记忆。
记者：这里的同声传译价格是多少？
王岩：如果每天工作6到7个小时，同声传译的费用大概是1000到1600欧元一天。同声传译费用高是因为翻译密度很高，演讲者讲话的时候我们要翻译，所以基本没有停顿。交替传译就是一方讲话完停顿了，我们就开始翻译。它的翻译密度只有同声传译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所以费用也会低一些。另外还有会展翻译，可能每天只需要一到两个小时，翻译密度低一些，所以费用也不高。
记者：很多人说未来人工智能会取代翻译，您怎么看？
王岩：就可预见的未来来说，我觉得是不可能被取代的。
首先从技术上来说，人工智能无法解决一些隐含的内容，尤其是中文什么软件防窃听，有很多能听懂却无法用文字表达的表达方式。
其次，有时候我们在使用翻译软件的时候，发现如果把原文的顺序或者标点符号换一下，谷歌翻译出来的内容会更准确。这其实就是人工智能在重塑我们人类语言的作用。在口译的情况下，说话人也会觉得，如果我把这句话换一种方式表达，人工智能就会帮我翻译得更好。这其实是人工智能给我们一个比较负面的反馈，因为它在影响我们的言论自由，重塑我们的说话方式。其实这是一个很伦理的问题，人工智能是在协助我们吗？还是在强行对我们施加第三方的重塑效应？都是未知数。
第三，是礼仪问题。法国很多酒店旁边都有门童，这个职业很古老，但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因为我们自己可以搬行李。法国最高级别的门童，衣领两侧都有金钥匙标志（Les Clefs d’Or），对他们来说，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个职业存在的理由就是礼貌，能给顾客面子。翻译也是一样，翻译站在顾客旁边，满足顾客的礼仪需求，这是人工智能做不到的。
记者：您是如何选择翻译这个职业的？
王艳：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做翻译和做记者很相似，因为会接触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从政客到商人、妓女、到囚犯。
妈妈上大学的时候，一直想当翻译，最后学的是新闻专业；我小时候最想学钢琴，最后学的是古筝。如今妈妈退休了，她从头学钢琴，我也走上了她想当翻译的道路。我们就像互换了人生。每次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自己作为翻译，其实还有另一份责任，那就是帮助妈妈实现她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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