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有两位年轻人，他们来自杭州，并且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一位是创始人梁文锋，他在深度求索领域不断求索。他与团队研发出的人工智能大模型 DeepSeek 突然出现，打破了全世界对于 AI 研发“高投入、长周期”的原本认知，成为 2025 年极具影响力的 AI 产品。另一位是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兴兴。宇树的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在 2025 年春晚舞台进行了亮相。王兴兴作为“90 后”企业家代表，是受邀发言的六位企业家之一。
如今，全球大模型开源的趋势由 DeepSeek 引领，这加速了人形机器人的智能涌现。业内人士预估，在两三年之后，人形机器人将会迎来“GPT 时刻”。在走出会场的途中，王兴兴面对媒体镜头诚恳地表示：AI 驱动机器人进化的速度极为迅速，超出了预期。并且他预言，在今年年底之前，人形机器人将会达到“新量级”。
年轻且前沿，还瞄准着未来，这是杭州这一拨集中涌现出来的“硬科技”企业的代名词。同样不能被忽视的是，这些科创企业正在凭借强劲的市场表现，在细分领域建立起全球话语权。
杭州正在努力攻克人形机器人的“最优本体”以及“最强大脑”。当下，杭州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 200 家，在 2023 年，机器人的工业产值达到了 150 亿元，并且聚集了 10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些企业覆盖了机器人零部件生产、整机制造、系统集成等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对于这类新兴产业而言，相关政策较为充足且起步较早的城市，会具备比较显著的发展优势。浙江省工信院产业政策研究所的宋婷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国内各大城市都将人形机器人提升到战略产业的高位并且强调创新驱动之际，杭州能够抢先一步“驱动创新”的关键，在于其深深融入城市肌理的“市场化”基因。
四足机器人“绝影 X30”来自云深处，正在-20℃—55℃的工作环境中作业。图由受访者提供。
自下而上的边缘式创新
今年元宵节时，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把春晚舞台上的东北棉袄和花手绢卸了下来，换成了川剧变脸的装扮。借着持续引发的热度，宇树科技迅速在在线上平台推出了两款人形机器人产品。其中登上央视舞台的 H1 机器人，售价为 65 万元每台，预计 60 天可以交货；元宵节表演的 G1 机器人则更为小巧，售价是 9.9 万元每台，预计 45 天能够交付。这两款机器人一上线就被售罄了。
这一次，宇树科技抓住了市场风口。
回想四年前第一次登上春晚之后，宇树科技接到的询价电话数量急剧增加。大家都在询问，那台上卖力表演的牛犇犇，台下却在打工送盒饭的机器狗价格是多少。宇树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陈立曾向媒体透露，当时主要是以普通消费者为主，他们一听价格要几万元，就没有后续消息了。团队对此深感惋惜，之后便如同充满了活力一般，花费 4 个月的时间，研发出了面向消费市场的四足机器人，也就是俗称的机器狗，并且将每台的售价降低到了 1.6 万元。
用于行业场景的四足机器人，从负重和性能方面考虑，通常是越大越好的。然而，结合成本和技术路线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进行一项工作，那就是在特定的尺寸、重量和成本范围内，将现有的硬件性能充分发挥出来。陈立认为，每一代产品硬件性能的极致展现，是因为宇树科技一开始就确立了产品全自研的路线，并且这也极大地降低了供应链成本。
陈立举例说，当产品是全部自主研发的时候，上游的供应商就会从零部件供应商转变为材料供应商。拿电机来举例，产品进行自主研发需要的是铜线、磁铁等这类材料，而不是去联系电机厂商，如此一来自然就提升了产品的性价比。持续迭代的机器狗不断地突破行业的最低价格，在 2023 年发布的 Go2 直接把价格压低到了万元以下，并且成为了宇树科技最受欢迎、销量最好的机器狗。
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GGII）发布的《2024 年中国四足机器人行业发展报告》显示，宇树科技的四足机器人在 2023 年的销量份额占全球的 69.75％，市场规模占 40.65％，居于首位，并且远超波士顿动力。来自杭州的云深处科技也排在全球前三，其市占率为 11.11％。
云深处带有较浓厚的“浙大系”创业色彩。创新起始于课堂，采用跨学科合作模式，还强调成果转化。云深处的创始人朱秋国和首席技术官李超来自浙江大学同一个实验室，2017 年他们联手创业，其中一个促使他们创业的契机就是要突破“高校实验团队的局限”。
对于机器人这样一个高度综合且复杂的平台，“新手”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才能熟练地掌握它。而如果想要减少研发人员的重复性工作并且快速地推进二次开发，仅仅依靠实验室研究是不行的，必须要建立起标准化的机器人平台。
1 月 28 日，杭州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位于 2025 年央视春晚的后台。图片来自新华。
朱秋国的老师要求他让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这也是他创业的开端。在校读书时，朱秋国参与了“863 计划”重点课题，经历了双足机器人“悟空”的研发。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四足机器人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通行性能。与当时技术远未成熟的双足机器人相比，四足机器人能够更快地落地。
科研的目的是回答一个问题，创业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需求。李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初创团队基于比较宏观的动态平衡的设想与实验，琢磨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技术路线。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最初的技术路线就如同云深处握在手中的锤子。基于此形成的产品以及场景解决方案，就像是要去寻找的钉子。云深处在创业初期，就是处于“拿着锤子找钉子”的状态。
浙江的民营经济传统以及商业氛围，塑造了创业者具备非常务实的共性特征。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的副院长兰建平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种源自市场端且自下而上驱动的边缘式创新，帮助企业打破了科研与市场之间的壁垒，促使科研成果得以落地，加快了商业闭环的形成，进而形成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这是“杭州六小龙”涌现背后的一种逻辑，这种逻辑是赋予技术思维以市场定价。
杭州六小龙中的群核科技最早推出的软件产品是“酷家乐”。公司基于“GPU 算力集群”和“物理世界模拟器”这两个底层技术路线，找到了第一个落地场景。目前，“酷家乐”在大家居设计软件领域的渗透率已近 80％。群核科技董事长黄晓煌曾对媒体分享，最初尝试了很多行业，而在家装领域反响最好，大家更愿意为此买单。他明确地说，对于创业者而言，“拿着锤子去找钉子”这种行为，“是唯一能够走向成功的路径”。
智能机器人实现量产场景的出现，需要技术研发与市场需求持续进行交互和迭代。银杏谷资本董事长陈向明在聚焦前沿科技早期投资时进行分析，量变能够产生质变的前提在于跨学科人才的密度要足够高，市场场景必须足够丰富，制造业供应链也要足够完备，而杭州恰好具备这三方面的要素。
以跨学科人才的聚集作为例子，杭州拥有四校合并形成的浙江大学。此外，阿里巴巴也带来了人才、技术和资本的“溢出”。陈向明回忆道，阿里云最早的一批组建者是从微软亚洲研究院成建制而来的，并且吸引了全球的高科技人才，这些人才带来了国际视野和“改变世界”的创业自信，“为杭州这轮科技创业的爆发埋下了火种”。
在城市产业政策的引导之下，围绕着机器人智造这一领域，一个以杭州作为中心的“三小时供应链圈”正在加快形成。2017 年，《浙江省“机器人+”行动计划》被印发。浙江在机器人赛道上抢先进行布局。到了去年，《浙江省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 年）》被提出。此时，浙江已经拥有 79 家核心企业，这些核心企业集中分布在杭州和宁波两市。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在绍兴、温州、嘉兴、台州等地都有分布。
在浙江，“不出省就能组装一个人形机器人”。
对科创企业“长期陪跑”
当你走进一家博物馆时，若发现有人正在使用 AR 眼镜，那么很有可能这副眼镜来自 Rokid。杭州灵伴科技有限公司（Rokid）的高级副总裁宓群向《中国新闻周刊》说道。他手持着手中一副看上去很普通的黑框眼镜进行介绍，这副眼镜仅重 49 克，却能够容纳整个世界。最近杭州的人形机器人和 AI 非常热门，灵伴科技也因此被推到了众人瞩目的位置，还被戏称作“具身智能之眼”。
灵伴科技迄今已与 200 多家省一、二级博物馆签约使用该产品，并且将使用范围从博物馆拓宽到了几十个多功能场景。而与文旅的首次跨界融合，是经由余杭区政府引荐实现的。
灵伴科技曾向所在地余杭区的有关部门反映，在 AR 眼镜产品成熟之前，空间计算成本较高，仅光扫描就需花费数十万元，所以担心没有落地场景。不久之后，良渚古城遗址宣布申遗成功，灵伴科技便被邀请参加了一场关于良渚博物馆的座谈会，以讨论如何让科技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当时企业存在顾虑，而区政府领导给了企业一颗定心丸。“只要东西真的好，配合你们一起做推广。”宓群回忆。
良渚博物馆内有“AR 智慧导览”，它是由 Rokid 和良渚古城遗址共同打造的。参观者戴上可折叠的 AR 眼镜，就能观看到多种内容，有文字，有图片，有视频，还有 3D 的全息场景。图是由受访者提供的。
灵伴科技迅速组织了一个专业团队，经过一个月的开发，于 2020 年国庆节前顺利上线。戴上这款眼镜对馆内文物展品进行扫描后，直观的图片和视频影像会附着在真实的文物上，就好像给文物注入了生命一样，能让观众获得沉浸式体验。同时，它还解决了博物馆旺季讲解人员不足的问题，一时间引发了轰动，也使得灵伴科技的 AR 眼镜顺利地打开了博物馆这一新场景的大门。
杭州的很多基层官员是工程师或专家出身。他们有时比企业还了解行业发展所需。他们甚至比企业更懂企业家。宓群介绍说，类似“对企业进行靶向帮扶”这样的案例都在“午餐会”上发生。因为政府管理者了解到这些科研人员习惯熬夜搞研发，早上起不来，所以从不叫他们参加“早餐会”。午餐很简单，只是一份盒饭。在午餐会上可以交流二三十分钟。不必喝酒，也不必应酬。杭州给企业提供的服务是“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这里不会有三天两头的调研考察，也不会有开不完的座谈会。企业只需专心致志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即可。
2016 年，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公开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目的是让企业安心搞发展。三年后，浙江又提出加快推进“一网通办”。从线上申请到办理完结，所需时间往往以小时计算，甚至能够做到“秒报秒批”。在杭州办事，安装一个“浙里办”App，就好像认识一位副省长一样。宓群开玩笑地讲，杭州市政府打款的速度要比“浙里办”的效率更高。
两年前，灵伴科技获得了“独角兽”的评定。余杭区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迅速与该公司取得了联系，并告知公司可以申领一笔 300 万元的奖金。
企业公共事务负责人许诩当时负责对接这项事务。他接完电话后，顺手在余杭区的企业服务网站上填写了表格并提交申领。接着嘱咐公司财务，让其在未来几天关注公司账户，可能会有一笔奖金到账。没想到，财务很快找到他并告知奖金已经到账了。许诩特意看了看表，从填完申领表格到奖金到账，仅仅过去了 8 分钟。
政府从不许空头愿，所许诺的政策都能够得以兑现。政策与企业的需求高度相符，并且效率还很高。宋婷总结道，这本质上与浙江的民营企业以及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有着紧密的关联。浙江在油和田方面较为缺乏，能源资源也比较紧缺，然而民营经济正因如此而获得了极为充足的发展空间。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对政策设计、产业资源的分配以及政企关系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全面性的影响。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占主导的地区更擅长走消费主导、科技创新主导的路线。在这种环境下，政府的角色更倾向于成为“服务者”，而不是“指挥者”。
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强脑科技致力于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转化。目前，它已推出了智能仿生手、智能仿生腿等一系列产品。在来到杭州之前，这家民营科技企业只是一个从美国公寓地下室起步的小团队。
强脑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韩璧丞在一次公开活动中进行了分享。2018 年，杭州余杭区未来科技城的政府工作人员飞行了一万多公里抵达美国波士顿。他们与韩璧丞交流了三四个小时。在谈到脑机接口技术在杭州的未来发展时，工作人员显然做了很多功课。他惊讶于杭州政府展现出的专业和诚意，也惊讶于杭州政府对这一技术的前瞻性认可。正是因为这些，他才决定带着整个团队从哈佛大学回到国内。
科创企业早期规模通常不大，有时甚至因为研发投入极为巨大而常年处于亏损状态。这类企业更需要专业且宽容的孵化环境，而这与一些城市在招商引资时所遵循的逻辑是不同的。宋婷进行分析，后者通过布局成本低以及减税等举措来吸引规模较大的企业。投入产出是能够进行计算的。营造科创生态的逻辑在于城市为企业赋能，以天使投资人的眼光去寻找优质项目，并且要长期陪伴企业成长，还要帮助企业解决各种遇到的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一旦科创企业成功孵化，对地方的回报是超乎想象的，“杭州六小龙”就是这样的例子。
“每1元政府出资能撬动5元社会资本”
2018 年，宇树科技的资金链处于濒临断裂的状态。王兴兴未曾料到的是，政府担保基金仅用 3 天就完成了尽职调查，并且在 7 天内放款 2000 万元，“这种情况在其他城市是难以想象的”。
兰建平分析，“杭州六小龙”以宇树科技为代表，有一些共同标签。这些标签包括：由年轻科技人才创办；处于机器人、人工智能最前沿的科技产业领域；属于民营小微企业；投入大、周期长且未来收益不确定性高。
杭州面对这类“硬核”科技，早已做好了化解企业后顾之忧的准备。杭州市政府主导推出了“3+N”产业基金，其中包含科创基金、创新基金、并购基金以及 N 只行业专项基金。如今，这些基金已扩大到 3000 亿元的规模，能够覆盖企业的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
政府投资基金本应最适合成为耐心资本市场的“压舱石”。然而在现实操作里，许多地方政府对国资创投平台进行考核时，把保值增值当作首要标准。这种考核的偏离，使得一些国资创投机构不再考虑产业培育，逐渐变成了地方招商引资的工具。
早期投资公司需要正面予以回应的问题为：怎样把钱投放到效率最为高的那个环节呢？资金应当投在企业处于最困难的时刻，而非最后一轮。
DeepSeek 引领的全球大模型开源趋势，促使了人形机器人的智能涌现加快。图/IC
杭州的天使投资较为活跃，然而市场化机构投资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很少能看到国资直接投资的情况，西湖科创投则是个例外。西湖科创投成立于 2020 年，它是杭州西湖区政府的直属国有企业，管理和运作着规模为 10 亿元的西湖区科创直投基金。到 2024 年底，西湖科创投的直投基金累计审批了 111 家投资企业，其中高校成果转化项目有 54 家。
在创投行业，能够直接参与到天使直投领域，这是一种大胆的探索和创新。这种创新模式能够落地，离不开区委、区政府对容错免责等一系列顶层机制的设计。西湖科创投总经理张康平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以企业估值作为例子，国资在这方面有着严格的规定，并且必须要有评估数值。科创企业因为技术尚未成熟以及市场认可度比较低等诸多原因，在早期进行估值是困难的，然而它们又极其需要资本的助力。西湖科创投所采取的做法是引入市场定价机制，并且与社会资本一起共同完成投资。
配套出台的容错免责制度，对于地方政府投资决策偏保守以及对新兴产业风险难以承受等问题，起到了有效的解决作用。张康平介绍说，除此之外，西湖科创投通过市场化招聘的方式，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投融资队伍，配置了高新科技、生命健康等专业细分团队，其中研究生占比超过 70％，并且推出了投成奖、绩效奖等激励机制，以鼓励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杭州，这只是国有资本与企业故事的一个代表。
媒体报道称，在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即“杭州资本”）的企业大数据平台上，“杭州六小龙”里有三家在早期获得过杭州资本的投资。其中最早的一笔投资可追溯至 2018 年。若将杭州资本数据库中的 2500 多条投资项目与杭州市独角兽和准独角兽企业名单进行匹配，会发现杭州科创基金的覆盖比例超过了 50％。政府引导基金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就如同“四两拨千斤”一般。从杭州基金集群布局图可以看出，每 1 元政府出资能够撬动 5 元的社会资本。
云深处在天使轮获得了投资，而栖身于西湖风景区翁家山山顶的银杏谷资本因此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其创始人陈向明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云深处已经是银杏谷投资的第三代浙大系机器人创业公司。
2018 年，银杏谷资本对原浙大副校长禇健的中控技术进行了投资，该中控技术现已在科创板上市。在此之前，银杏谷已投资了禇健教授的学生、浙大教授熊蓉的迦智科技，如今迦智科技已发展成为国内自动导引车（AGV）领域的龙头企业。第三代投资的对象是云深处，其创始人朱秋国是熊蓉的学生。
我们很早就开始留意朱秋国了。他在本科阶段参加了机器人世界杯竞赛，并且参与开发了国际上首台具备快速连续反应能力的双足仿人乒乓球机器人“悟空”。陈向明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都在浙江大学就读，对浙江大学十分了解。该校的控制学院和计算机学院是成果转化的重要源头，陈向明一直对这两个学院进行系统性的跟踪。
银杏谷资本的起源是士兰微电子的投资部。它是由士兰控股、华立集团等浙江五大制造业集团跨界设立的。其成立的初衷是投资前沿科技。可以说，它是国内最早从产业出发去践行“投早、投小、投科技”的平台之一。
看论文如今已成为投资经理的基本技能。陈向明介绍称，公司每周都会举办“论文分享会”，通过该会议从顶级学术期刊里掌握最新的科研动态。他觉得，对于投资公司来说，若想搭上下一代经济的快车，自身所扮演的角色必须发生改变，“以往是通过看财务报表来进行投资，而现在则要去看论文，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变化”。
这种市场化、职业化的投资范式被迁移到了国有资本中。张康平介绍道，西湖科创投除了要进行日常的翻论文、找项目等工作，还需要做好政企之间的纽带。当企业提出困扰时，他们会为企业寻找有关部门来解决问题，甚至会直接动手帮助企业寻找落地场景。
杭州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更“躬身入局”地主动服务。这里的技术经纪人每天在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辗转，为市场需求与科研成果牵线搭桥。不久前，认养一头牛集团提出了“牛初乳免疫健康功能因子研究”方面的技术需求。很快，经纪人通过智者大模型找到了湘湖实验室，而湘湖实验室刚好有一项与该需求相匹配的研发成果。三方迅速达成一致，企业随即投入数百万元用于成果转化。
杭州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副主任陈鹏飞介绍，中心搭建了科技成果转化智者大模型。借助这个大模型，企业找技术的困难得以解决，企业找专家的困难得以解决，技术找企业的困难也得以解决。今年，大模型的科技成果池扩容到超 80 万项，覆盖范围遍及全球。对企业需求的征集，从原本的被动状态转变为主动分析。能够预测超 9.6 万家企业的 125 万项潜在需求，准确率从最初的 40％提升到了 70％。
杭州对支撑产学研融合的资金进一步提出了“三个 15％”的科技投入政策。其一，市财政科技投入的年均增长需达到 15％以上；其二，市本级每年新增的财力当中，有 15％以上要用于科技投入；其三，要统筹现有的产业政策资金，将其中的 15％集中投向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宋婷进行分析，这三个“15％”，一方面是杭州持续进行科创投入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杭州在前沿领域、未来产业要追求增量的路径选择。
自由成长的空间
杭州西湖区紫金梦想广场的南侧，一辆接着一辆的商务车把巷子堵得严严实实，完全无法通行。
年后一直处于连轴转的状态，其中最多的一天接待了将近四十个考察团。藏身于街巷尽头的云深处公司在广场上成为了最醒目的存在。云深处的媒体经理孟媛介绍说，因为访客数量太多，自动门承受不了负荷而关停了，并且已经坏了两次。
春节前接受采访时，李超向《中国新闻周刊》兴奋地讲述，许多行业领域都对机器狗表现出了兴趣，年后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探索更多的民用场景。他未曾想到，过了个春节，一批又一批客户带着各自的场景主动前来找他。
面对来访团，他们熙熙攘攘的。然而，李超却一直“躲着走”。他理性地表明，“关注度很快就会过去”。智能机器人和某些行业不同，某个爆点并不能带来迅速的回报。外界越是热闹，在云深处就越要聚焦。要找到一些潜在的市场和机会，接着慢慢花费很多时间去消化。针对某些特定场景，要真正把更大规模的应用服务做好。
对企业来说，内在发展逻辑没变，但很多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2 月下旬，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的调研团队走访了“杭州六小龙”中的游戏科学。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选择在杭州落户？企业表示，游戏研发这一过程周期长且投入高。杭州的文创氛围较为良好，其节奏不像深圳那般快，房价也不是很高，所以生活成本相对而言更低。其次，互联网大公司在面对面竞争过程中会有人才外溢的情况，这对企业招人很方便。最后，企业人员较为稳定，不会刚组建好团队就被以高薪挖走，能够耐得住性子去进行研发工作。
游戏科学部分团队搬到杭州后的第二年，杭州全市常住人口突破了千万。到 2021 年，杭州市政府工作报告表明，杭州人才的净流入率持续保持全国第一。实际上，从 2014 年杭州把“发展信息经济、推动智慧应用”确定为“一号工程”之后，城市的虹吸效应越发地显现出来。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和科创企业涌入了杭州，原本稳定的那些因素都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
企业提出要求后，西湖区成立了“抗干扰办”。这个“抗干扰办”的作用是帮助企业筛选来访者。一方面，它能让企业避免受到打扰；另一方面，它也可以防范外界对企业进行“撬墙角”的行为。
政府更关心的是，如何将企业的关注度转变为产业发展优势，相比于探讨为什么杭州会涌现出这么多科技企业。宋婷分析称，超预期的关注度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企业原本的生长节奏，当初创企业走向规模化时，很多内在发展逻辑会发生变化，比如企业是否要走向大规模，管理层面是否要引入职业经理人。面对突然来临的订单，需要考虑是否要扩大生产。同时，要思考如何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另外，还得确定去哪里寻找供应链。
事实上，相关政府部门正在组织专人专班来帮扶企业发展。宋婷介绍道，当前主要是在信息对接以及资源对接这两个方面。未来，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新产品的面市，新的审批流程的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技术规范标准的制定，都需要政府做好前置服务。“科创企业大多还不是很成熟，所以时间更应当留给研发等核心工作。”
去年 12 月，杭州市发展改革委把《杭州市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24—2029 年）》印发了出来。其计划要打造出全球人形机器人发展的标杆城市。在国内，有不少竞争对手。像深圳，就喊出了要竞逐“人形机器人第一城”的口号。
迦智和云深处之后，银杏谷资本投了银河通用、智元和动易这三家公司，它们都是人形机器人公司，且分别来自北京和上海。若从企业层面跳出来看城市，据陈向明的观察，依托于长三角的杭州以及依托于珠三角的深圳，都具备成为人工智能创新高地的可能性。
杭州具有最大的优势，同时这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长板，那就是城市的包容性很强，容错性很高。陈向明举例说，深度求索（DeepSeek）是以做金融量化开始起家的，在杭州，对于有争议的量化交易是很宽容的，给了它能够自由成长的空间，如今它做出了轰动世界的大模型，这就是这座城市无为却胜过有为的最好证明。
杭州的大模型情况是，除了 DeepSeek 之外，还有阿里大生态中的通义大模型，以及之江实验室的地球科学大模型 GeoGPT。陈向明表示，这三种大模型处于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机制中，并且都具备一定的竞争力。
杭州在机器人本体研发方面孵化出了不同的研发机制。陈向明介绍说，有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它是由宁波市政府与中控技术等团队联合共建的，更倾向于市场化运作；还有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是由浙大与余杭区人民政府共建的，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改革来推动高水平科技创新。
他感慨道，杭州具有宽容和多样性。这种宽容和多样性孕育了多种机制下的大模型和机器人。并且，它加固了杭州在具身智能领域的竞争力。
发于2025.3.10总第117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杭州：争夺机器人第一城
记者：李明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