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此进行分析，他指出这表明劳动力市场结构存在技能与学历结构不匹配的情况，“基础技能性岗位缺人，而高学历人才在部分领域竞争激烈，最终导致供求错位，从而使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同时存在”。
“用工荒”向来是广东制造面临的难题，此难题促使大量外地人奔赴广东，进入制造业并充当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上个月，广东迎来春节后的人口迁入高峰期，流动人口数量达到 1600 万人；同时，广东省人社厅相关人员提及的数据显示，节前外省农民工返乡人数高达 1940 万，约占外省农民工总量的 80%。
广东方面，AI 不只是能带来新就业的新兴产业，它还可能对整个制造业的用工结构以及人口结构造成颠覆。
2020 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的莫荣研究团队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我国制造业长期存在缺工情况，人工智能率先替代了这些缺工岗位，所以在短期内，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总体是有限的。不过，由于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正处于上升态势，潜在的技术性失业风险也在不断增加。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呈现出渐进性的特点，并且有大规模结构转型的趋势。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的另一组调查数据表明，在 2008 年至 2017 年这十年间，接受调查的企业里，机器人取代了所在企业 9.4％的初中及以下学历员工，并且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员工数量增长了 3.6％。
目前的共识是，“机器换人”并非单纯地减少就业，而是会“置换”出更多高技能就业需求。工业机器人属于新兴领域，对专业化及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具备工业机器人设计编程、安装调试、维修维护等相关经验和技能的专业技术工人仍然稀缺。在某种程度上，高技能人才的缺口成为了机器人消费市场的瓶颈。
从产业角度来看，广东的机器人产业蕴含着巨大的机遇。据数据表明，在 2024 年，广东的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了 24 万台，与去年相比增长了 31.2%，占据全国的 40%以上。广东的机器人产业不仅在规模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企业数量也位居中国首位，并且在各个环节都培育和引进了一批龙头骨干企业以及专精特新企业。
广东大力引进高端人才，这既关乎其人口结构的转型，又会对新兴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作为站在产业一线的经济大省，广东必须及早解决用工方面的难点和痛点。
聚焦“投资于人”
当然，“抢人”的关键在于“人”本身。近年来城市经过数轮“抢人”行动，其结果表明，大力进行“抢人”只是一个过程，而最终最为关键的是怎样去“留人”。
在分析杭州“六小龙”的成功经验时，宁波市委组织部的卢文华曾撰写文章指出，杭州能够把人才变量成功地转化为科创增量，其中首要的在于优化创业环境。民间的“双创”活力并非仅仅依靠外力强行撬开，关键在于不抑制其本性，不堵塞其源头，顺应事物的发展趋势并给予制度方面的供给。
广东也在探索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为高层次人才“松绑”。
比如，有“不看帽子看个头”这种说法，对于高层次人才而言，“首次参加职称评审时可以不受到本人资历以及任职年限的限制”。另外，在受聘到事业单位的时候，如果现有的岗位难以满足需求，还能够按照规定申请设置特设岗位，“不会受到岗位总量、最高等级以及结构比例的限制”。
更难能可贵的是，许多机构还在努力营造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对于创新是宽松的，对于犯错是包容的。例如，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深圳）推出了“天才新星项目”，该项目会用 80 万到 100 万元的年薪去招募青年科技人才，并且给这些人才三年的自由发展时间，以孵化并落地优质的科研项目。
广东此轮“抢人”，将人置于产业发展核心位置，以释放人才创造力。杭州此轮“抢人”，把人放在产业发展核心处，来最大程度释放人才的创造力。成都此轮“抢人”，也将人置于产业发展的核心位置，从而最大程度地释放人才的创造力。 广东以这种方式“抢人”，能发挥对产业升级的带动力。杭州以这样的举动“抢人”，可发挥对产业升级的带动力。成都以这般做法“抢人”，能发挥对产业升级的带动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推动较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并服务于民生。莫荣提及，投资于人，关键在于提升人才技能，以此来支持扩大就业、促使居民增收减负以及加强消费激励，进而形成经济与民生改善的良好循环。并且反过来讲，通过增添新的岗位、创造新的就业增长点，也能够带动整体就业质量得以提升。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的研究员樊杰在接受城市进化论的专访时表明，以往，人们常常提及“人随产业走”这一说法，然而在未来，或许会变成“产业随人才走”。当今的现代产业发展是由科技创新来推动的，并且科技创新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人才。基于此，人才的培育以及构建起具有人才吸引力的城市，已经成为各个城市乃至各个国家所共同认可的观点。
长远来看，“投资于人”将是布局未来竞争的战略远见。
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作者是杨弃非，36 氪获得授权后进行了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