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开盒”这种人肉搜索和网暴的行为，对于中国经济向善向上增长是必不可少的。
最近“百度高管女儿开盒”这一事件在市场上引起了极大的波澜。人们对侵害合法权益的“开盒”行为能够如此低成本地实现感到惊叹。同时，这也让人惊恐，因为“开盒”带来的后果将是双重伤害或者相互伤害。
“开盒”无论是通过境内的社工库还是境外的社工库等方式来实现，都凸显出极为严重的数据安全问题。这种情况对个人侵权的严重性以及危害性不言而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侵权式的“开盒”行为将会对中国的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健康发展产生严重影响，也会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布局造成影响。
数据、算力和算法是通往未来经济的三大基础生产要素，这是原因所在。数据安全是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与底座。若数据不安全，就会带来扭曲激励。基于损失规避原则，数据安全问题会让人们以确定性损失的视角去审视网络活动，从而导致人们倾向于隐藏其真实显示偏好。
无法获得人们的真实显示偏好，这会抬高各方使用的边际成本，也会增加中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发展难度。例如，掺杂大量噪声的数据信息，容易使企业在 AI 预训练中无法进行算法模型的拟合，进而引发一些急功近利的人为干预式过拟合，使得 AI 高幻觉率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改善。这会让即将开始的 AI Agent 等，在商业方面的经济可行性以及可信度面临挑战，会对我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在经济社会中的真正被接受程度产生直接影响。
“开盒”事件暴露出国内在数据采集、存储、使用等过程中存在诸多必须要克服的问题。需要厘清参与各方的责权利关系，让违法者得到应有的惩罚，构建起激励约束兼容的机制，这越发显得刻不容缓。
当前需要进行全流程化的数据信息管理。首先，信息采集方要清楚知晓自身对于所采集信息的安全保护义务。并且要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果缺乏可行且可信的信息保护措施，就不可以进行信息采集；如果不得不进行采集，那么就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对其信息安全保护进行整改。
同时，要适度引入集体诉讼以及辩方举证制度等。这样就能做实信息采集方的信息安全保护义务。也就是说，一旦客户的信息出现了泄露情况，并且发生了侵权活动，甚至出现了个体的人身、财产以及声誉等方面的损失，客户就可以委托律师进行集体诉讼，要求信息采集者自己证明自身是清白的；对于那些无法证明自身清白的信息采集方，要让其承担集体连带责任，为被侵权者提供补偿和赔偿等。
只有这样，才能给信息采集方设立具有硬性约束的激励约束相容机制，切实让任何人以及单位在非必要的情况下都不进行采集，只要进行采集就必须承担责任。这有助于减少权力监管的成本，因为信息侵权就如同内幕交易一样，外部监管处理这类事件的成本较高，所以基于经济社会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可以发现市场主体之间通过集体诉讼和辩方举证来实现自律自治，这种方式遏制信息侵权的成本相对更低。
此外，要构建并完善数据安全防护型保障体系。可以考虑让信息采集单位计提信息安全风险，也就是对于有信息采集需求的企业，在行使采集信息作业权时，需要按照一定比例计提风险损失准备金。会计师事务所、财政税务机关等可以依据数字资产入表这一新的会计处理方法等，要求数字资产入表的企业按照一定比例缴纳信息安全风险保障金。
信息安全风险保障金可采用累进制。相关部门可明确要求相关中介机构，依据客户对信息采集人的举报数、举报成功率，以及企业承担连带责任赔付的情况等，为企业构建公式化的企业信息安全违约指数。监管部门可把企业信息安全违约指数当作参数，确定企业需计提的信息安全保障金。同时，可将企业信息安全违约指数引入到企业数字资产的定价机制中，以确定数字资产的受益权。此外，还可基于企业信息安全违约指数来厘定企业对信息采集和使用的权限等级等。
有关部门应对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等非企业单位，制定相应保障制度并加以严格规范，同时要落实相应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信息安全唯有直接与信息采集和使用者的切身利益相挂钩，这样信息安全才能真正成为市场内生的激励约束机制，人们也才会真正依据切身利益来进行抉择。同时，只有把信息安全当作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基本责任与义务，企业等才会切实把个体隐私当作用户的合法权益。只有在交易中个人隐私信息能够获得市场对价，企业等的使用并非像呼吸空气那样不需要成本，个体隐私等信息才能够在全社会得到尊重。
“开盒”事件表明，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数据存在较大隐患。要保护个人的这一权益，有必要借助集体诉讼和辩方举证等手段，打造权利共同体，这是中国迈向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通过设立信息安全风险保障金等方式，让信息安全的损益与信息采集者和使用者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这样信息安全保护才能转化为一种自发的市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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