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及其 CEO 黄仁勋存在两个视角，这两个视角看似矛盾，但却皆属事实。
视角一：美国梦范本
黄仁勋的故事与我们所钟爱的美式励志叙事十分契合。幼时，他的父母把他送往美国，让他去投靠叔婶。为了能让他获得名校的机会，父母把他送入了肯塔基寄宿学校。然而，父母并不知道，这所学校实际上是一间专门管教问题少年的场所。在室友有刀疤纹身的共处环境中，黄仁勋依靠勤奋、技术天赋和长远视野，还有红杉资本的帮助，历经 30 年打造出一家靠硅芯片独自推动 AI 革命的企业。如今，英伟达的市值达到 3.45 万亿美元，黄仁勋个人的身价也超过 1200 亿美元。
这般经历十分精彩。它与《60 分钟》节目的开篇相契合。这个开篇堪称黄金般。
视角二：成功学祛魅
这个完美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德州长角牛的第一杯咖啡”，意思是纯属扯淡。
黄仁勋是典型的移民。他兼具勤勉的品格和领袖的魅力。虽然不知道将来会如何使用他，但他创造了一种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技术。他打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狼性且专注，使他在众多死气沉沉的大公司中脱颖而出。
英伟达的技术应用场景包括从 AI 训练到加密货币挖矿等，这些多是意外发现。Transformer 模型并非英伟达原创，并且英伟达也没有在 2013 年购买比特币。然而，黄仁勋洞察到游戏芯片潜在的通用性后，做出了孤注一掷的举动，这场豪赌融合了野心、耐力以及天时地利。
英伟达具有传奇色彩，黄氏创造了神话，AI 掀起了狂潮，它们本质上都是硅谷 50 年成功范式的新的篇章。
我看过的企业史著作数量不少，有好几打之多。在这些著作中，最新的一部当属金泰（Tae Kim）所著的《英伟达之道：黄仁勋与科技巨头的诞生》。这本书精彩地展现了核心人物，也展现了其所冒的风险，还展现了公司经历的数次濒死体验，非常值得精读。要知道，英伟达堪称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企业之一。
不过你看多了这种书之后，就会产生同质化的感觉。英伟达和黄仁勋很好地诠释了硅谷能够长久发展的两大基础：
弥赛亚式的文化信仰
对利润延迟满足的耐心
重振硅谷「异教」文化基因
一位在英伟达工作多年且身价已翻涨数十倍的朋友这样描述该公司的变迁：英伟达的停车场车辆滞留至晚七点的传统没有改变。以前停在那里的是日产 Altima，现在换成了保时捷。尽管英伟达如今的规模与过去大不相同，但这家科技巨头一直都保持着创业期的狼性文化。
这种文化起始于高层。金泰在其著作中所记载的那些轶事极具典型性：
黄仁勋难得休假的时候，员工的反应却像是面临大敌。因为这位 CEO 有在酒店疯狂写邮件并布置超额任务的习惯。
创业初期，高管迈克尔·哈拉和丹·维沃利曾试图进行干预，他们说：“老兄，你现在可是在度假呢！”
黄仁勋回应说：他正在阳台看着孩子玩沙。同时，他还在顺便处理一些邮件。
“快去陪孩子吧！”下属坚持。
“不必，”黄仁勋拒绝道，“正是高效工作的好时机。”
我并非要宣扬这种极端的工作伦理，然而必须得承认：英伟达这种有着十足进取心的快节奏文化，确实是其成功的核心变量。早期，公司凭借芯片迭代速度是竞品的两倍，从而赢得了市场的超额回报。当然，有很多不是狼性文化的企业也有成功的例子。
真正的启示是：英伟达的文化能够与它主攻的市场精准适配。我将其称为 CMF（文化市场匹配）。CMF 意味着市场机会与特定组织为抓住该机会所具备的文化产生了共振的效果。其运作机制是文化基因促使适配战略的产生，从而能够捕获市场的红利。例如，谷歌那种自由孵化的方式可以激发创新，亚马逊那种微观管控的方式可以提升执行力。不管其体现形式怎样，所熏陶出的文化都能恰当地抓住市场机会。企业文化是一种氛围，也是一种气质，它会弥漫在每一张 PPT 中，弥漫在每一项产品决策里，还会弥漫在每一次分析中。在没有绝对正确答案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往往是 CMF 推动做出最后的决策。
CMF 不一定就要与客户利益保持同步，重点在于打造能在外部市场取胜的内部文化。有时这种文化与客户是相符的，但有时更多是通过以公司为导向的决策来实现。就如同大银行长期压榨客户却仍能盈利，关键在于文化激励体系与市场利润池相契合。真正的市场机会在于使长期利润达到最大化，而不是让客户满意度达到最高。
看过那些书后，金泰让我对硅谷强人理论及创始人崇拜文化的成功逻辑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做出大变革和下重注，是因为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的权力。然而，他们最重要的贡献是定义了文化，而文化才是长远取得胜利的关键之道。
守得云开见月明
我之前说过，硅谷生态是由特定的群体推动的。这个群体属于智人属，是混蛋种，也是风投亚种（homo-asshole, sub-species venture capitalist）。尽管存在很多争议，但这批风险偏好极强且不断狩猎颠覆性技术的资本群体，正是美国科技霸权的核心引擎。他们押注的是尖端科技。他们押注的更是未来基建设施，且这未来基建设施需要持续烧钱数十年。
这种“战略性亏损”文化在硅谷已存在半个世纪，它不再仅仅局限于初创企业，如今更是成为了科技巨头的核心战略。meta 投入数百亿美元押注虚拟现实，将其视为未来的发展方向。OpenAI 每年收入 40 亿美元却要建设价值 5000 亿美元的数据中心。这种程度的野心和耐心是前所未有的。用亏损几年的钱来保住长久大业的策略效果相当显著。
黄仁勋吸取了此经验。2006 年，英伟达的芯片在游戏市场表现出色。得知研究人员用游戏显卡跑机器学习实验后，他突然有了想法，找到了推动公司当时 200 亿美元市值迈向新高的途径。他开始大力投入 CUDA 开发架构。2 年后，最大竞争对手被 AMD 收购，与此同时英伟达的收入未达到预期，公司的股价出现了暴跌，暴跌幅度达到了 80%，甚至是百分之百十！你能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吗？
不在帕洛阿尔托的普通人早就放弃了，把焦点重新放在既有市场上。然而黄仁勋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对 CUDA 投入更多。金泰说，尽管经历了 4 年的困难，英伟达仍将“1/3 的研发预算用于 CUDA 的兼容性，致使公司的毛利率从 2008 财年的 45.6% 降低到 2010 财年的 35.4%”。
记住，彼时这项技术尚未有市场。GPU除了用于玩游戏外几乎没有其他用途。英伟达不但向新技术和新芯片投入资金，还同步推出了一个开发者社区，以推动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使用这些新的芯片。我记得在 2011 年，一位商学院教授曾对英伟达给投资者展示的 PPT 进行过调侃。在讲台上，黄仁勋一一列举了从投行到疾病研究人员的潜在用户。这些客户在机器学习和社交媒体火爆之后才开始变现。英伟达的新型芯片（尤其是 CUDA 架构）上，Facebook 与 Instagram 等新型 app 的推荐与图片标记算法的执行性能非常出色。投资开始获得回报。CUDA 社区在将近 10 年的时间里不断发展壮大，如今已成为拥有 400 万开发者的群体。2022 年，transformer 模型和 GPT 出现了。此时，英伟达成为了唯一的算力军火商，准备进行收割。
乐观主义的资本溢价
弥赛亚式文化与对盈利延迟满足相耦合的关键在于具备承受超长周期战略亏损的能力。硅谷构建了双重金融防火墙，其中一个是健壮的资本市场，它有投资私有公司长达 10 年都不赚钱的耐心。因为不上市，所以他们能够做出目光短浅的公开市场所无法容忍的投资。其次，公司上市后，像扎克伯格所拥有的那种超级表决权能够激励公司中大多数人不敢去下的赌注。这是因为没有人能够炒掉创始人。而创始人能够决定公司的文化，并且可以迅速地做出艰难的决定。
科技创新存在这样的悖论：伟大的企业既是由系统工程所造就的，同时又依靠着个体狂人的偏执。我作为一个怀疑论者，也不得不予以承认：在技术市场当中，乐观主义者最终会成为赢家。
几年前，我和朋友一同前往拉斯维加斯。那是他初次玩 21 点。他迅速将手中的 10 美元全部押了出去。砰！他的钱立刻翻倍了。还能再 All in 一次吗？结果又让他的钱翻倍了。他接着继续玩，只是稍微保守了一些。在几分钟内，他就赚到了 100 美元。接着他道谢后离开，把钱存入了银行。我询问他打算用这笔钱做什么。他回答道：“炒股”。
一家公司在初创阶段采集第一批资源时，需要凭借运气。对于创始人而言，伟大与过得去的区别在于挖到第一桶金之后的用途。伟大的创业者不会安于现状，而是会把原始资本转化为战略杠杆。
英伟达熬了很多年之后，终于赢得了游戏芯片市场。之后又熬过多年，凭借 CUDA 赢下了机器学习市场。现在，这家公司的目光更为远大，开始投资去做机器人和私有 transformer 模型，带着要卖一整个数据中心而非仅仅是里面芯片的目标，开始着手进行收购。从某一角度来看，金泰的这本书出版得还是早了。如果黄仁勋的战略能够取得成效，那么过去这 30 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仅仅会是未来霸业的一种补充说明。
译者：box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