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医学突破常在小鼠试验中出现，却难以转化为临床疗法呢？为什么进入临床试验的药物能通过审批的寥寥无几呢？为什么器官移植的等待名单总是那样漫长呢……这些难题背后有着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我们严重缺乏合法且合伦理的人体组织和器官来源。
当然，用这种商业化的措辞去描述人体或许会让人感觉不适。然而，当前存在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那就是在医学领域中，健康的人体组织器官就如同石油对于工业那般，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关键资源”。
以美国为例，目前在器官移植等待名单上的患者数量超过 10 万例。每天大约有 17 例患者，他们尚未等到配型合适的器官，最终不幸死亡。供需不平衡是导致器官短缺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且这种“资源”的长期短缺，已经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形成了主要的制约瓶颈。
这迫使科学家在医学研究中依赖动物试验。动物模型无法完全复现人类生理特征，很多体征反应与人类相差甚远。这些试验还给动物带来痛苦和伤害。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实验性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即便在动物试验中顺利完成，最终也必须要在人体临床试验中进行验证。这些临床试验耗资巨大，不仅可能会伤害到受试者，而且往往需要耗时十年以上，而最终获得批准的概率还不到 15%。
有没有一种能够突破这种伦理与科学困境的出路呢？
现代生物技术正在开启一扇新的大门，那就是培育“类器官体”。这种“类器官体”是一种活体人类组织，它没有思维意识，也没有痛觉神经。
许多人或许会对这个“概念”感到不安。然而，如果科研人员与监管机构共同努力推进这项技术，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人类有可能制造出“备用人体器官库”，同时也包括“动物器官库”。
这会给医学研究和药物研发带来具有革命性的变化。它能大幅度降低动物试验的需求，使更多的患者能够脱离器官移植的等待名单。并且还能加快开发出更有效的新药物以及新的疗法。
更为关键的是，这一切不会触及伦理道德的底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类器官体”并非完整意义上的人类。
技术整合之路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然而，现代生物技术的最新进展已经让这个“概念”具备了可行性。
研究人员先前已利用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模拟人类胚胎早期发育的结构，即类囊胚。多能干细胞是胚胎发育过程中最早形成的细胞类型之一，它如同“万能细胞”，能够分化成人体内的各种细胞。
人造子宫技术在迅速发展。未来或许无需母体，胚胎便能在实验室环境里完成发育。与此同时，科学家发现了其他可实现体外胚胎发育的新途径。
这些技术取得突破，并且整合了之前已有的抑制大脑发育的基因技术，使得人类有希望培育出“类器官体”。“类器官体”是一种潜在的人体备用器官来源，且取之不尽。这种“活体器官工厂”是完全在体外由多能干细胞创造出来的，它没有感知能力，也不会感到疼痛，却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人体所需的各种器官、组织和细胞。
（来源：MIT Technology Review）
虽然实现这一愿景还面临着很多技术方面的障碍，但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期盼“类器官体”能够通过解决现今医学研究、药物开发以及动物模型中的关键制约因素，从根源上对生物医学研究的现状进行变革。例如，那些需要进行肾移植的患者不用再等待与之匹配的捐赠者，在实验室里就能够随时随地方便地培育出与患者相匹配的肾脏。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即直接利用患者自身的细胞来培育“类器官体”，等同于克隆出了患者本人的器官。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排异反应，而且患者在移植后也无需终身服用抗排异药物。
同时，“类器官体”由患者自身细胞培育而成，它能够实现更精准的个性化药物测试和筛选。医生可以在完全模拟患者生理特征的“类器官体”模型上，直接观察不同药物的治疗效果，这样就能减少患者频繁试药或换药所带来的痛苦。
这项技术有改变畜牧业的可能。未来或许无需进行动物屠宰，通过动物细胞培育出的“类器官体”能够提供肉类产品，既能满足人类的食物需求，又能减少对动物的伤害。
这些美好的前景存在变数。目前科学家在小鼠试验中都未能成功培育出存活的“类器官体”，对于人类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不确定缺少大脑功能的组织能否作为人体的精准模型，不清楚何时（或者能否找到有效的技术）能让人体器官在体外完全培育成活。
即便所有技术难题都被攻克，在“培育”类器官体使其达到能够为人类所用的成熟程度之前，也许在很多年里都不具备实用性或者经济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以及时间。但我们觉得，既然这个概念已经拥有足够的现实基础，就值得围绕技术的可行性和伦理影响展开深入的探讨。
伦理考量和社会影响
“类器官体”有希望解决现代医学里的很多伦理困境，也能减少对动物的依赖以及伤害。就像上文所说的那样，它们能够替代实验室中的实验动物，并且还有可能成为未来的肉类来源，这样就能避免对活体动物进行屠宰。
然而，当涉及到人类“类器官体”时，问题就变得更为棘手。很多人听到这个概念，可能会产生不安的情绪，甚至觉得有些“毛骨悚然”。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天生就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尤其是在涉及“类人”形态的时候。并且，现行的伦理规范严格限制对失去意识（或从未拥有意识）的人体进行广泛的实验研究，即便他们已经不具备感知能力。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医学因人体研究而取得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科学家借助遗体解剖得以知晓人体结构，并获取了大量珍贵的知识，要知道现代医学只有在使用获得捐赠的遗体时才会开展教学和研究；在实验室中，科学家在伦理允许的范围内，利用来自逝者和活体捐赠者的细胞与组织进行研究。
还有一些实验案例涉及“活体遗体”。有些被判定为脑死亡的患者，在呼吸机持续维持的情况下，身体能够短暂地存活。研究人员把转基因猪肾移植到这些“活体遗体”上，以此来测试异种器官移植的可行性。
这些案例存在一个共同点，即研究对象在法律范畴内已不再被视为“活人”。并且，人类的“类器官体”很有可能也会属于这一类别。
但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认真思考。其一为知情同意。培育“类器官体”所使用的原始细胞必定来自某一捐赠者，我们得保证捐赠者清楚知晓并同意这种可能引发争议的特殊用途。其二，更深入的忧虑在于，倘若“类器官体”越发接近人类形态，是否会对我们针对真正无意识人类（像植物人、严重先天缺陷婴儿）的伦理判断产生影响？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坚持的伦理标准规定，要把所有出生的人类（不管其是否具有意识）当作享有生命权和尊严的个体来看待。那么，那些没有经历妊娠、没有父母，甚至没有大脑的“类器官体”是否会使这条界线变得模糊呢？
我们是否应当给予“它们”相同的尊重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判断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仅仅是因为它们的模样像人（然而一个极为逼真的人体模型也能符合这一条件）？还是因为它们具有生命？又或者是因为它们携带着人类的 DNA 呢？
目前难以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然而，随着技术不断进步，社会必须用心去思考怎样在医学突破与伦理底线之间达成平衡。
行动倡议
数年前，制造“类器官体”的想法仅存在于科幻电影以及哲学家的头脑风暴里。然而如今，这个大胆的设想具备了科学可行性，并且还有可能在医学领域引发重大突破。因此，现在到了该认真思考怎样推进这项研究的时候了。
这项技术对人类患者以及实验动物都能带来深远的影响。各个国家的政府、医疗企业以及科研机构或许应当把“类器官体”研究纳入重点发展的项目之中。在技术方面，研究没必要一开始就与人类相关，可以从啮齿类等这类实验动物开始去探索并验证其可行性。
可以预见，在推进的过程中，伦理问题以及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和技术本身的重要性是一样的。能够去做这件事并不能说明就应该去做这件事，就算技术是可以实现的，到底要不要培育人类或者动物的“类器官体”，还是需要进行充分的思考、讨论以及辩论。
在这个过程里，科学家需要率先进行探讨，伦理学家也需要率先进行探讨，相关领域专家同样需要率先进行探讨。然而，最终对于相关事务的决策权应该交给社会，并且也应该交给政府。
现在正是启动这些讨论的好时机。科学路径已经开始显现，我们能够避免只进行纯粹的猜测，从而可以开展有依据的讨论。
上世纪 90 年代克隆羊多利诞生的消息公布之后，引发了社会的一阵恐慌反应。人们猜测不久后可能会出现克隆人大军。历史表明，面对新技术，充分的准备和讨论是非常重要的。
“类器官体”发展的道路充满挑战。技术瓶颈或许难以突破，即便技术能够突破，也可能因伦理考量而最终止步，从而永远无法付诸实践。
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提前做好准备。我们既要保持谨慎的态度，又要敢于展望未来。这个机遇的重要性是不能被忽视的。
在科学与伦理的天平这一情境中，需要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一方面要防范“技术暴走”所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因为过度保守而错失能够拯救更多生命的机会。
实际上，医学史上每个重大突破几乎都伴随有争议。比如从第一例心脏移植开始，到试管婴儿技术的出现，再到基因编辑以及脑死亡标准的确立等等。
“类器官体”或许会开启医学伦理的新历程。只有开展公开透明的讨论，构建起科学的监管体系框架，才能够保证这项技术不会陷入新的伦理困境，从而真正给人类带来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