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峥 荣婷婷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需要直面改变，要积极地去识变，还要主动地去应变，这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关键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清楚地提出了“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从而为我国凭借人工智能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给出了方向指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 60%。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了 2.5 亿。“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已然成为国家开放课程平台，且其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是最大的，门类是最全的，用户数量也是最多的。面向未来，大学要顺应形势而行动，根据时机而作为。大学要主动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高等教育格局进行重塑。通过让学习方式不断进化、教学模式得以革新以及治理结构进行重构，来增强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打造出具有战略引领作用的力量，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提供有力的支持。
学习进化：从“知识积累”向“思维塑造”转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指出，判断学业是否成功，并非在于获取特定的知识，而是在于具备较高的批判性思维水平，能够对大量的信息进行筛选、判断并作出自身的抉择。人工智能给大学学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学生能够更便捷地获取已有的知识和信息，以此来提高学习效果。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发布的《2024 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增添了人工智能这一趋势。全球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百余位专家均参与其中，他们普遍对人工智能与学习的关系持乐观态度。报告研究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具备自主形成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模态内容的能力。它可以帮助学生完成撰写演讲稿的任务，能够总结复杂文本，还能制作 PPT，甚至可以撰写高质量的专业论文。通过这些，能够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并激发他们的创造力。然而，人工智能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在这个时代，普通知识和技能更容易被获取。以批判性思维能力为代表的高阶思维能力变得更为重要。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得到普及，这带来了辨别错误信息的挑战，也改变了人际互动模式，使得“人机对话”比“人人交往”更多，可能会让学生出现情感孤立和社交能力下降的情况。
大学的核心使命是人才培养。以往是“知识就是力量”，如今则是“思维才是力量”。在人工智能时代，大学要积极促使学习方式从“知识积累”转变为“思维塑造”，鼓励学生做到“审问、慎思、明辨”，构建创新人才的能力图谱和素质图谱，培养出更多有思想且有创造力的人才。其一，要完善批判性思维的培育机制。开设“AI 素养与批判性思维”这门必修课程，利用案例分析这种形式，同时开展辩论工作坊。通过这些方式，提升学生的能力，包括能够识别可信的来源，能够评估多元的观点，能够查证同行评审的情况，能够核实引用的内容，还能够洞察逻辑方面的错误。二是要增强高阶的认知能力。创造多种新型学习应用场景，如游戏化学习、社交化学习、协同式学习、自主型学习、问题驱动式学习、项目探究型学习等，以此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鼓励学生进行自我探索以及同伴间的讨论，促使学生形成独立判断并产出原创性成果。三是着力加强社交能力的培养。设计团队协作课程，同时设计线下社交活动，要平衡好人机互动与人际交往，不能让学生因为过度依赖技术而不去培养人际交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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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革新：从“被动适应”向“主动驾驭”转变
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角度而言，大学教育历经了从精英化这一阶段到大众化阶段，接着又到普及化阶段的转变。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促使教育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伴随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以及技术的持续迭代，大学教学领域的技术应用也经历了从起初的经验模仿，到后来的计算机辅助，再到如今的人工智能渗透与融合这样的演变过程。当前，新一代智能技术以大模型为代表，正推动传统教学模式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是从孤立、专用向连接、共享、智能的转变。它在教学设计、学习反馈和学业评估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它减少了机械性、重复性的教学环节。它优化了教学资源。它提升了教学效率。它展现出了重塑教学方法和学生体验的巨大潜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为适应这些变化，从以下五个维度明确了教师所需掌握的关键能力：其一，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其二，人工智能伦理；其三，人工智能基础与应用；其四，人工智能与教学的融合；其五，人工智能助力教师专业成长。欧美许多大学开始采取策略来改进教学模式。比如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借助 AI 对学生的学习数据进行分析，然后给教师提供教学策略方面的建议，以帮助教师更好地设计课程以及评估学生的表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为教师提供专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培训课程，以此来支持教师对教学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综合分析。
在历史的动态演进历程中，教师这一传统职业遭遇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时代在发生着变化，然而不变的是，那些适应能力较强且能够主动掌控新技术的人，往往比其他的人更有优势。在人工智能的时代里，如果大学教师只是“被动地去适应”技术所带来的教学设施、内容以及方法的改变，那么不但不利于提升教学的效率与质量，还可能对教师的情绪以及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因此，大学应当鼓励和支持教师去“主动驾驭”人工智能技术。要相信人工智能不会将职业摧毁，而是会对职业进行改变。所以，教师需要做好心智、态度和技能方面的准备。其中之一是提升教师的技术素养。借助嵌入式培训以及实践反馈机制，以帮助教师学会 AI 工具的应用，促使教师主动去适应“师—生—机”的深度交互，加强对数字教学法的研究与实践，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来达成循证教学，依据学习者的行为与表现来对教学方式进行调整和优化。其二是对教学价值内核进行重塑。三是强化价值引领角色，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对于教师工作的理念是“补充而非替代”，把教师定位为智能技术的推动者，而不是简单的使用者。鼓励教师注重自身应用技术的示范性，同时支持教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并且鼓励教师加强对学生技术伦理的价值引领。
治理重构：从“技术赋能”向“治道变革”转变
1956 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计算机科学家约翰·麦卡锡、信息论创始人克劳德·香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等跨学科专家。他们围绕“用机器模仿人类学习以及其他方面的智能”这一主题。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的定义。人工智能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大学。半个多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在推动大学使命得以实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在提升大学治理水平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其广泛应用带来了诸多新的风险，比如学术作弊和剽窃，还有个人隐私的泄露，以及算法存在系统性歧视与偏见，并且导致师生关系“异化”等。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可能致使高等教育内容部分被替代。传统高等教育需求会下降，大学面临着资金被削减以及人员减少等状况。目前大学的组织形式是科层制且等级化的。这种形式保障了学校运行的稳定性，然而，它却缺乏对外部环境变迁的敏感性，也缺乏自我突破的主动性。这就导致了办学机制僵化，多方主体参与乏力，并且“象牙塔”里还存在“官僚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仍然存在着。
大学相较于应用领域的“技术赋能”，要应对更为多元且复杂的风险与挑战。需重新对自身的角色和使命进行审视，把建设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作为目标，主动推动“治道变革”。其中一点是要成为治理标准的引领者。充分利用大学所具备的原始创新以及应用场景交叉这方面的优势，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合法、合规并且合乎伦理地融入到教育教学过程当中的同时，率先倡导“智能向善”这一理念，对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以及标准规范进行研发和推广，引领并带动人工智能治理标准的建设工作。其二是要成为协同治理的合作伙伴。主动跨出大学的“界限”，顺应数字经济、未来产业发展的需求以及社会发展的期望，和企业、社会一同研发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与就业解决办法，促使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以及评价体系全面更新，给公众给予多元化的教育契机。三是成为内部治理的创新者。极为看重人工智能作为积极技术资源在推动大学自身变革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在组织机制方面，借助数据驱动、人机协同以及跨界整合的力量，促使原本冗长的科层制转变为高效的分布式、网络化且扁平型的组织结构。在常规事务的治理机制上，推动大学治理朝着数据化、结构化以及程序化的方向发展，降低行政事务中冗员所带来的负担，防止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纠纷与矛盾。在决策治理机制方面，构建起多元参与且交互驱动的智能决策系统。推动资源分配以及项目评审等工作，从原本的经验决策转变为“人机合作”决策。营造出开放且透明的学术生态，以此来提升治理的效能。
作者单位为赵峥，其所在单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荣婷婷所在单位是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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